点点滴滴忆父亲——纪念父亲曹龙浩诞辰90周年


2018年06月13日 10:28:46 来源:

今年是父亲诞辰90周年。父亲去世5年多了,许多往事、许多记忆不时地在脑海、在心中、在记忆的深处涌现。今天把其中的点滴记录下来,纪念父亲诞辰90周年。

父亲的生日

父亲一生坦荡无私、爱憎分明,做事认真、一丝不苟。可是,认认真真、一丝不苟工作了一辈子的父亲,却没有搞清自己的生日到底是哪一天。通常我们说父亲的生日是农历四月三十,父亲在职时从来不过生日,退休以后特别是父亲70岁以后,家里人、亲戚们张罗给他庆生,他虽不情愿,但也被动地过生日,算是亲属们聚会。因为农历四月每隔四年才有一次三十,在没有三十的年份里,亲戚们就提前一天给他过生日。其实,到底是哪一天,他自己也说不清楚。1928年早春,爷爷奶奶带着四个儿子——我的四个伯父,奶奶怀着身孕——我的父亲,从日本统治下的朝鲜庆州,来到中国吉林省永吉县。不久爸爸就出生了,应该是农历四月吧。由于父亲出生于战乱年代,家庭多子、生活贫困,谁都不会在意这个脆弱的生命在哪一天诞生,在那个年代,记住了又有何意义呢?

忙碌的父亲

小时候,父亲留给我的记忆很少,片段的记忆都是父亲在忙着工作、忙着出差下乡、忙着接待客人、忙着写东西,儿时记忆里竟然没有一次是带我们出去玩儿。也许我们这一代人儿时都没有大人陪伴,但记忆里竟然是空白,一次也没有,也属罕见。小时候我很少能在家里看到爸爸,他每天早出晚归,好不容易盼来节假日,爸爸一定是去加班。到了春节,爸爸一般是去看望生产一线的工人、基层干部,基本不在家。大年三十、春节,爸爸最常去的几个地方就是延边煤矿、天宝山矿、庙岭水泥厂等春节连续生产、条件艰苦、有生产安全隐患的几个单位。按东北的习俗,春节来家里拜年的客人一波又一波,妈妈一边招呼客人、忙着解释爸爸不在家的原因,一边端茶送水准备水果等,按延边的习惯春节来拜年的客人还要喝一杯酒再走,忙坏了妈妈。每次过完春节,妈妈都会埋怨,问爸爸春节能不能不出差,爸爸哼哈答应着,第二年还照样出去慰问工人、看望基层干部。

严厉的父亲

记忆里,父亲只参加过一次我的家长会,大约是在1973年的期末,学校开家长会,因为妈妈出差或有其他什么事情实在脱不开身,这样爸爸参加了一次我的家长会。当时是“文革”后期,爸爸刚刚被“解放”,任州革委会副主任,主管教育。我在中学时任班长、一直是好学生,学习成绩特别棒。家长会上,班主任秦淑坤老师给予我很高的评价。开完家长会回来,爸爸对我说:家长会上老师表扬你很多,但是我觉得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你是我的儿子,我在州里管教育,所以老师表扬你就格外多,你还要更加努力,要靠自己的努力取得好的成绩,不能给我丢脸。当时我心里很不服气,我的学习成绩在班里数一数二,各项活动更是组织者、积极参与者,成绩都是靠自己的努力取得的。从那以后,我更加发奋努力,我要做出样子给爸爸看。

慈祥的父亲

中学毕业,我选择我能选择的最远的地方——到胶东半岛去当兵。上大学,我在延边大学和吉林大学之间,毫不犹豫的选择去吉林大学。大学毕业,我有机会到北京工作。当时哥哥姐姐正在办理去日本留学手续,如果我去北京,父母身边将没有其他子女,父母亲已经开始老了,需要子女在身边照顾。经反复思考,我和父亲商议,父亲让我从事业发展考虑,自己拿主意。这一次,我犹豫了,面对慈祥无私的父母,我拿不定主意了。但最终在父亲的鼓励下,我选择去北京国家计委工作。

“文革”期间,父亲三年多时间里被关押在州委党校潮湿的小房间里“交代问题”。不让他回家、也不准家人探望。1971年在被送到“五七干校”劳动改造前夕,专案组为了“教育”父亲,将父亲带到家里,让子女批判教育。过去三年里,我们只是在批斗大会上远远地看父亲被批斗,或钻过铁丝网,钻进州委党校院儿里,远远躲在墙角看爸爸。“造反派”要带父亲来家里,我们可以见到父亲了。家里很冷,到家以后爸爸不想脱上衣外套,我和姐姐还是要求爸爸脱下外套挂在椅子上。妈妈事先买了1公斤水果糖,这是当时能准备的最好吃的东西,担心专案组不让给父亲带糖,我们事先把糖果藏在兜里,一边念着批判稿,一边偷偷往爸爸的外衣兜里塞满糖果。因为有事先通知,我们按照专案组的要求准备了批判稿,对爸爸进行了批判。被关押了三年以后,回到家里,子女却按稿子批判父亲,父亲该有多么难过。家庭批斗会结束,专案组要带着父亲离开,父亲发现兜鼓鼓的、有点沉,回过头看了我们一眼,那眼神是那么慈祥、宽容、充满了爱意,当时一股暖流传遍我的全身,冲刷了愧疚的心灵,温暖了冰凉的童年。时光流逝,事情过去了40多年,父亲那慈祥的眼神一直在我的心里,让我心中充满了父爱、充满阳光,让我无所畏惧。

伤离别

父亲生长在兵荒马乱、极其艰苦的年代,小时候经常饥一顿饱一顿,参加工作后对工作对事业过度专注、投入太多,从不考虑自己身体。从年轻时开始,身体就不太好,抗美援朝时在冰天雪地里,肠胃受到很大的伤害,归国后不得不在吉林市住院治疗。“文革”时被关在“牛棚里”,因长期吃半生不熟的高粱米饭、窝窝头,经常胃痛,还时常被“造反派”认为是装病对抗检查,遭到训斥。有一次爸爸半夜胃痛得满地打滚,造反派担心出命案,带他到医院检查,检查结果是胃穿孔,紧急进行手术,切除三分之二的胃。“文革”后父亲长期肚子痛、泻肚,吃药不管用,1981年年初去省里开会,延吉县王副县长说他与白求恩医科大学卢教授比较熟,执意要带父亲去检查,检查结果是肠癌。很快安排父亲住院手术,切掉30厘米直肠。手术后,每半年就要进行一次化疗、放疗,父亲以坚定的信念、坚强的毅力,除了住院治疗,一直坚持工作,癌症手术后又活了30多年。2007年母亲去世以后,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,到2012年,隔三岔五就要住院一段时间。爸爸离休以后,有时打麻将消遣。开始时人数比较多,能凑两桌甚至三桌,随着老人们逐渐离世,到后来甚至凑不到一桌。父亲参与打麻将,既是出于兴趣,也是为了不让其他老友们失望。到2012年12月初,在延吉陪护父亲的哥哥来电话说,父亲身体不行了。12月5日下午大姐来电话,让我赶紧回去。我当即买了6日晚上的机票,第二天即6日早晨哥哥来电话,告诉我父亲去世了。当时,我以为我听错了,又问了一遍。电话那头,哥哥确认父亲去世了。

我以为父亲和往常一样,病了,治疗一段时间会有所好转;我以为,父亲豁达、坚强,会永远陪伴我们。可是父亲去世了,永生只是人们美好愿望而已。当时突然回想起父亲80岁生日宴会上,我对爸爸讲,我退休以后回来照顾您,那一年我50岁,爸爸笑一笑,说那得等到什么时候,我说,再等十年,您九十岁。今年我到了退休的年龄,可爸爸早已作古,我对爸爸的承诺已经无法兑现,只留下淡淡的哀愁、悔恨和无尽的思念,只能在心中默默为父亲祈祷祝愿,愿父亲在天国顺心无恙。

2018年5月29日于北京 

责任编辑:王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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